中国「左陷极权，右陷权贵」困境的出路?

kaleege

问题：
「左」的一层含义是「毛左」，毛时代被美化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异、贫富差距的美好年代。而另一类「左」，则是一九九零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新左派」，这一批学者都在西方接受过系统的左翼理论训练，以汪晖、崔之元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有深刻认识，但对于中国问题，他们被认为向现政权靠拢，为「国家主义」撑腰。

然而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右」，在中国也遭遇巨大挫折。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带来了中国的整体富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一九九零年代与新左派同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政治上主张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反对一党专政，遭到现政权的打压和新左派的批评，在经济上又鼓吹「放任自由主义」，自由竞争的价值高于一切，又在对社会财富分配不满的普通大众中无法得到呼应，于是「自由主义」反而陷入被夹攻的状态。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一针见血，在中国谈左右之争，可怕的现状是「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现有语境下，左右精英都走向各自极端，几乎不能凝聚彼此的共识，而「左翼自由主义」的适时提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力图闯出现有格局，为谈论中国问题提供一套全新的论述和范式（paradigm）。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acel rovsion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760511/answer/77701523
来源：知乎

我朝学界的左右之争是从90年代新左派重组和自由主义阵营广泛出现之后形成的关于“中国本土现代性”和“中国在80年代西方思潮过后到底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的争端。而这套政治话语的探讨就联动了整个陆港台学界。当然，具体而言，前者涉及社会公正理念，公权力看待，国家认同的方式等理论问题，也直接涉及到中国乡村生态变革这类细节技术问题。

对于大陆本土而言，主要的争端是右翼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新左派”之间所谓的“西方是存在一个固定有效的政治模式？还是存在一系列变革和对于后工业社会生态的适应”。为什么“新左派”要打个引号呢？因为受到甘阳作为深受列奥斯特劳斯影响的新保守主义谱系的学者，在自由主义阵营的批判中也长期被扣上了"新左派“的帽子。
所以这个争端在诸如李陀等人的结论中，实际上并非是理论争端，而是“是否承认西方在70-80年代存在一个偏左的学术变革期”。
对于右翼自由主义者来说，西方普遍是存在一个固定且普遍的政治模式，而且依据某种线性进步历史观，认为中国迟早会进入到一个类似的西方成熟模式中去。
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探讨的是“权力制约”问题，不过这个“权力”在右翼中式模糊的，而所谓“政治模式”更是没有经过定义，很多人感性地将这个模式投射到了现实中的美国上。

而对于所谓的“新左派”来说，在历史观上首先承认了一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期”，这个变革期的表象是各类平权运动和左翼思潮在西方的重新兴起。于是乎，对于中国本土现代性的问题，就涉及到“如何引入西方当代的思潮”并以此来看待“中国当代政治争端”。。于是，汪晖主政时期的《读书》，李陀等人的《视界》都在开始试图引入90年代左右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而甘阳等人开始从找寻中国本土政治谱系的连续性问题上来开始引入新保守主义的思潮；香港由于中文大学和港大90年代政治思想学派试图对接美国体系，于是罗尔斯框架被广泛引入到香港的政治哲学思潮中，当然这和香港文化界一直对于liberal话语和平权运动热衷，也有一定关系（但是依然有一些区别，这个我后文再聊），来解读当时的中国政治。
而汪晖的《当代思想现状与现代性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趋势下的作品。

于是，中国本土学界的左右之争，实际上就成了三个问题的价值区分，“中国的角色以及中国本土政治理念应该采用什么框架”，“西方社会思潮存在一个固定模式还是存在断裂的数次变革”，“怎样采取一种跨越政治立场的对话方式”。
然而这个争端确实与政治理论有些微妙的脱节，“过于接地气”。

所以，哪怕是在田园政治民科或者说网络键盘政治家们的争端中，也默默延续了学界当时留下来的话题分割，日常话语中的政治表态在中国基本上是由“如何看待西方”和“如何看待中国连续几十年的历史角色与现状”两个端点展开的。。

而香港学界兴起并在大陆学界取得联动的“左翼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实际上就是香港当时引入的罗尔斯框架来试图给中国的左右之争找一个所谓的”中间路径“。

这和恩格斯，考茨基主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受着伯恩斯坦和卢森堡的”合作主义“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直接关系。

而香港本土的罗尔斯框架也有一些区别：
比如，周保松与Will Kymlicka的主流诠释有很大区别，在后者的诠释中在个体不能为之负责的环境（circumstance）和个体需要为之负责的选择（choice）之间做出了根本区分，因而消除自然秉赋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是“选择的机会平等”。
周保松的解读中，正义原则压根不涉及应得（desert）概念。
而在“正义感的优先性”论述上，Michael Sandel的道义论诠释（de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中，认为罗尔斯的道义论框架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经验主义化，并且认为正义（善的行为）相对于善的优先原则诠释。
但是周保松就压根认为这种隐含着”社群框架共享”的论断实际上无法解释共识的行为动机，于是他强化了罗尔斯的“共同善”（common good）的概念，将个体的主体性，道德自主伦理和共同善契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全性的把握。

而除此之外，罗尔斯框架在香港的发展也和香港本土的运动有一些关系，包括接受了前辈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一部分内容，也进行了一部分批判。
而左翼自由主义对于契约论和公民政治衍生开来分配政治看重，也实际上对于右翼和左翼在“终极蓝图”上的论述就进行了实际上的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或者中国广义的右派。

于是乎，这种当代政治理念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
1，中度匮乏的社会。这个在周保松论述西马谱系的科恩的文章中就提到了，他对于当代西马的批判就在于他不认同生产力的迭代可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产生一个富足社会，当然他对右翼自由主义也是如此质疑的。
2，道德价值论。事实上，周保松将个体的伦理自主性和共同善契合来建构他的自由主义框架，并且回击甘阳对于自由主义谱系的“道德虚无论批判”，他本人将人的自主（autonomy）作为所谓的自由道德人在共同建构当代社会的道德动机和道德取向。



在这种语境中，似乎本身由“目的论”（中国往何处去）和”现实结果论“（西方现状和中国定位）展开的中国政界左右大论战似乎是被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取消了。

但是有些结果值得商榷。下面本人做些批评。

立场相关声明：新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

1，理论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消弭，在左翼自由主义这试图联动”理性自由“和”道德自主自由“来解决，但是这个逻辑上是值得商榷的，周保松本人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混淆了这两者，强行统合成了一个概念，即”自主伦理“。
2，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在中国并没有一个阶级基础，相反是通过批判话语产生的，罗尔斯框架的主体性是建构在个体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个并没有直接解决中国这个既定民族社群中的“共同体”问题。在我朝进行任何正式实践的变革，基本上都需要具体到一个论题中的某一个阶级现状或者是组织生态，脱离一个具体的中国社会基本结构来谈个体主义变革。这个属于后工业时代的一种错觉。
3，左翼自由主义在左右僵持不下的现状下，给予了学界一种和解的希望。但是，这套引入的理论，在本土学界也被部分人士裂化成了纯粹的“批判工具”。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题干中那个「左陷极权，右陷权贵」地图炮。。很多人将这个中间路径试图强行解释称自己言论的合理依据，却对于罗尔斯框架缺乏基本的研究功底。。这让人不得不思考下，这套学说的前途。